《台灣精神醫療開拓者--葉英堃傳記》出版十年

雖然,《台灣精神醫療開拓者--葉英堃傳記》賣了十年,首刷3000本仍有6~700本庫存,還是想說幾句話。


感謝葉教授及師母。十多年來,大門總為我這或開車、或步行、甚至騎著自行車而來的不速之客而開,看著我從信誓旦旦,書出了,就回頭好好寫SCI論文,當個稱職的大學醫院精神科醫師,到走上浪人醫師自在之路。兩老徹底體現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。套句流行語,就是「無限期支持吳佳璇」啦!

葉傳不是第一本書,但是確認我能寫的試金石,在這之前,我只是個會作文(=聯考作文高分)的人。這份自信,被金鼎獎最佳著作人入圍,以及周圍的人「喊燒」放大,終於釀成大錯....(嗯,中性的說法是改變生涯規劃)


再看一次後記,教授的生命與一杯紅酒,真的很浪漫。
後記

終於可以寫「後記」了!首先要感謝葉教授、師母以及葉家上下的支持;還有許多師長朋友他們大多是教授的舊識與學生,所給予的鼓勵與協助。

雖然自許為文藝青年,也有過各種出版與編輯的經驗,但回想2001年秋天,教授要我推薦一位適當的人選幫他寫傳記,剛回到台大精神部任職的我,竟天真地,嚴格說來是自不量力地問道:『何不讓我來做?』

這本書誕生的楔子,就是這樣。幾經延宕,拖過了教授虛歲與足歲兩個八十歲的生日,貪玩的我老是被各種雜事追趕,帶著越來越深的愧疚,卻不曾有過放棄的念頭。

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

從那年十月下旬到隔年初春,每一至二週,我就用一個晚上的時間到葉家進行訪談,一共進行了十三次。然而,口述稿卻遲至二00三年三月,才在墨爾本完成。當時,我是在教授的推薦下,開始參加為期一年的哈佛-墨爾本大學舉辦的『國際心理衛生領導人才計畫』(international mental health leadership program),並成為墨爾本大學的碩士班學生。

訪問教授的經驗是我完成學業的一大助力。雖然我的英語不如香港或是新加坡的同學流利,但指導老師們對我總是從歷史與政策等較宏觀的觀點切入問題,印象深刻;從這個課程,我更清楚地意識到原本模糊的信念:發展心理衛生工作,決不能只依循生物醫學模式,或是抄襲歐美制度就可成事。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從這個計畫開啟的一扇窗中,看到全新的風景。

但我的愧疚感也是從此開始:受人之託,還未忠人之事,怎麼就偷偷地得到好處?

這只是我從中得到的一項好處。近年來,在重要的時刻,我總想知道『教授會怎麼說』;我們也各自就『誰是我的人生導師』這樣重要的命題,『各言爾志』。讀者在書中可以看到,杜克大學的Busse教授,台大的林宗義,魏火曜,高天成教授,以及陸軍總院的劉院長等幾位醫界前輩的身影,還有教授岳父劉明先生的行誼。

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將近四年的日子,我和葉家上下建立一種特殊的情感。剛開始進行訪問,教授『開宗明義』地要我以精神科醫師專業的敏感度,勇敢地提出問題與假設;但我始終覺得他是二次戰後台大精神科林宗義主任之下的『四大天王』[1],我這個『徒子徒孫』若沒大沒小,會不會太放肆?想不到他卻十分開放,娓娓道出世家少年的另面生活。

當講到台北市立療養院發展的時候,他總以始終不怎麼標準的北京話開場:『西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四月十五日,我從台大借調市療當創院院長』;不知哪一次,我竟脫口答腔:『那時我才剛出生,還不滿兩個月呢!』教授沈默半晌,嘆了一口氣:『你比我最小的女兒都還小』,原本以為說錯話的我,霎時間覺得那無形的隔膜消失了。後來,每當這段開場白出現時,接下來就是我『那年剛出生』的台詞,我教授像在說書,也像演話劇。

也因此,我對於和我『同年』出生的台北市立療養院,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感情。三十六年後,市療已長大成為台灣、以至於亞洲的精神醫學重鎮;教授三十六歲那年,第一次留學回國,已是台大醫學院的講師,即將獲得博士學位。那我呢?

我又想起『三國志』中曹操的豪氣。建安十九年,六十歲的他驕傲地告訴二十三歲的兒子曹植:『我在二十三歲的時候已經是『頓丘』的地方首長,現在回想當初的所作所為,一點兒也不後悔。你今年也二十三歲了,要多學著點兒』[2]。我二十三歲初次讀到這一段話,相當震撼。直到現在,仍不時會想起這句話。

不過,八十一歲的教授卻告訴我:他自覺一路走來既平凡又幸福。但我相信,他應該有過徬徨少年,也曾像曹操一樣躊躇滿志。然曹操若活到八十一歲,會不會見到教授眼前這番平靜美妙的風景呢?

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二00四年五月,我藉著『蒐集資料』的名義,造訪教授的長子,目前任教於美國密西根州Wayne大學的葉治平教授。此行雖短,在一覽美國中部初夏生機盎然的美景同時,我更真切地感受到葉家溫暖緊密的氛圍。近兩年,他持續透過電子郵件,對我的寫作給予許多回饋與支持。葉家的長女錦如女士,除了鼓勵,更不斷邀我去休士頓走走,只是至今沒有成行。除了臨床工作忙碌,我想還有些愧疚感作祟,尤其是去年教授八十歲大壽前。

幸好,好友知遠為我『解套』。他偷偷安排我在教授全家(包括師母的小弟劉榮凱先生與小妹劉昭惠女士)二00四年底的東台灣慶生之旅中,以『神秘嘉賓』現身:明替教授祝壽,實則降低我的焦慮。

隨著完稿之日逐漸接近,換教授開始焦慮了:他擔心『會有人想看我的故事嗎?』『會不會說得太露骨,暴露太多內心的糾葛?』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如何稱呼他的『媽媽』--原本是嬸嬸,『過房』後變成了媽媽。為了一個稱呼,我們討論良久。修訂與編輯的過程中,教授和我幾乎陷入『強迫症發作』的狀態,我們一遍又一遍地修改;最後,我決定趁教授六月赴日演講期間,將稿子做最後一次修訂,趕緊交給執行編輯旻君---雖然我很清楚還有很多人想告訴我『他們所認識的葉英堃』。希望再版時可以補遺,讓讀者更認識教授,以及他所走過的年代。

拖延還是讓我上了一課。教授一家與台灣精神醫學界的好友--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精神科的Milton Miller教授,於出版前溘然辭世,無法完成他為一生摯友的傳記寫序言的承諾。

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

雖然教授與我都有強烈的使命感,想藉這本書為日治末期台籍菁英的成長,以及戰後台灣精神醫學的發展留下紀錄。但不可諱言的是,我們都沒有史學背景,且從後記讀者也可以發現:我教授一家在撰寫這本書期間,所發展出來的深厚情感。原本教授要我大膽地用自己的觀點,而非以他的生平為綱去寫『葉英堃』這個人。我對教授的信任感到無上的光榮,更覺得壓力沈重。正不知如何是好,經總編輯王桂花小姐『力勸』教授不要給我太大的壓力,這本書最後決定維持現在的面貌與各位見面。

不過,我必須再次聲明:書裡有些觀點並不是教授的,而是我以一個年輕的台灣精神科醫師的視界所做的詮釋。不知若將撰寫這本書的過程,類比成質性研究的『觀察參與法』(participating observation),會不會貽笑大方?

無論如何,能夠完成這本書,是我人生一個重要的里程碑。希望這只是台灣精神醫學史的一步,『四大天王』還有三大,台灣心理衛生工作發展過程中,也有說不完的人與事;無論是藉由『台灣精神醫學會』等團體的力量,或是個人的努力,都應趕緊留下記錄。

*         *          *          *           *          *
最後,我想用教授與我分享的寓言作結:

生命與一瓶紅酒(Life and a Bottle of Wine[3]

當你的生活有太多事情要處理,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不夠用時,請記得『玻璃罈子與一瓶紅酒』的故事。
教授在講授哲學的課堂的講桌上,擺了一些東西。一上課,他靜默無聲地拿起一個全空的大玻璃罈子,用高爾夫球把罈子裝滿,然後他問學生罈子是不是裝滿了。
學生們點頭稱是。接著,教授拿出一盒小鵝卵石填進罈子。他輕輕地搖晃罈身,讓小石頭順著高爾夫球的空隙滑進去;然後,他又一次問學生,罈子是否裝滿了。學生都說『是』。
教授再拿出一盒沙子,把它放進去。當然,沙子把空隙都填滿了。他再度詢問學生罈子是否填滿的問題。全體學生無異議同意。
這時,教授從講桌底下拿出一瓶紅酒倒進罈子,沙子間的縫隙被填滿了,學生們都笑了。
教授清一清喉嚨,學生們靜了下來。「我想告訴你們,若把玻璃罈子比喻成你們的生活,那高爾夫球就是重要的事情--- 你的家庭,孩子,健康,友誼,與你的熱情與執著---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,即使其他的都失去了,只要這些東西還在,生命依舊圓滿」。而鵝卵石就像是你的工作,房子和車子;至於沙子則是一些瑣事。
「你如果先把沙子放進罈子」,教授繼續說道「就沒有空間放進鵝卵石和高爾夫球。如果你老是把時間與精力耗費在一些瑣事,就永遠沒有辦法做好重要的事情。」
一個學生舉手問到,「那紅酒代表什麼呢?」教授對她微笑。
「我很高興妳問到這個問題。它表示無論妳的生活有多忙碌,永遠有時間喝一杯酒。」

對我來說,寫這本書是我生命的罈子裡的高爾夫球,過程中獲得教授全家,以及諸多好友的打氣與支持,就像是注進充滿沙子的罈子裡的醇美紅酒。

完稿於2005612




[1] 另外三位影響戰後台灣精神醫學深遠的是陳珠璋,林憲與徐澄清教授。年輕的精神科醫師,私下將陳葉林徐稱為『四大天王』。
[2] 原文參見三國志魏志本傳。
[3] 原文是英文,我予以節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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