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不安
也許唯一有資格目睹這類真慘實痛的影像的人，是那些有能力舒緩這痛苦的人─像是拍照所在地的戰地醫院的外科醫師─或那些可以從中學習的人。
---蘇珊‧《桑塔格，旁觀他人之痛苦》
2008年，年屆不惑的我作了一個令多數人不解的決定：離開台北，改以台東榮民醫院為基地，承接縣境內司法精神鑑定，四家監獄精神醫療業務，以及榮民之家與國高中校園輔導等工作。
我同醫院只簽了六個月合約，好友兼直屬老闆知遠還口頭但書，「不必拘泥於時間」。換言之，無論實質或心態，我都是過客---一個懷抱著文學夢當起「浪人醫師」的過客。
「文化衝擊」一視同仁，並不會放過像我這樣的過客，但被醫療專業不斷強化的謹慎性格卻告訴我，涉及邊陲人事物的東台灣行腳，不該輕率形諸文字。只能將那股說與人聽的衝動，在陪伴母親做化療空檔，或同行好友聚會的場合，同剛動過胰臟癌手術的母親等身邊親近之人分享。
半年後，我決定繼續台東‧台北/看病‧陪病，隔週「交互蹲跳」的生活。不久，因縣政府衛生局請求支援，醫院加派一項新任務，我開始同各鄉鎮衛生所地段護士合作，機動訪視或病情不穩、或未妥善治療的精神病患，並評估不便送醫的「疑似」個案。隔年，綠島、蘭嶼兩地先後「升級」為定期訪視，納入健保局為改善山地離島醫療已行之有年的IDS[1]計畫。
我因全縣趴趴走的任務，來到一個又一個病人與家屬生活的「現場」，經歷行醫十三年不曾有過的震動，竟一時不知如何言說
…
時間拉回1999年9月23日清晨。我依電視台跑馬燈招募志願赴災區醫護人員指示，前往松山軍用機場報到。幾經周折，數百名本質近似「烏合之眾」的熱血醫護，終於全數搭上兩架C130運輸機；經清泉崗基地換乘直升機、軍用卡車、以及民間協力各類運輸工具分赴災區。
見山河變色家園殘破，一路無語，滿腔熱血卻無法平息。我在夜間抓起筆，飛快記下日間見聞，一個個心動又心痛的故事，陸續見諸報端。隔年，這些災難復原初期與後續親身參與的文字記錄，集結成〈九二一之後〉---我也以一位年輕精神科醫師的九二一經驗，忝就「醫師作家」之列。
付梓前，因驚覺身兼醫者的焦慮，我在後記絮絮叨叨：一會兒提醒讀者留意，這個菜鳥主治醫師所作所為，不足以代表災後一年心理重建工作全貌；一會兒又懺悔自己因握有精神科醫師專業權秉，盜取了心靈奧秘；最狼狽的是，既如此為難終究出版又為哪番，通篇沒給個交代！
十二年後，且讓我以蘇珊‧桑塔格(Susan Sontag)在〈旁觀他人之痛苦〉書中引述維吉尼亞‧吳爾芙(Virginia Woolf)話語回答。吳爾芙以為，觀看震撼力強大的照片(文字)，「不可能不把富有善心的人團結起來」。
我確曾如此期許自己的文章(難怪沒膽寫出來)。
2010年初夏，東部行腳第三年。我決定收錄八篇以台東綠島為醫療現場的文字到〈浪人醫生日記〉，一本集結四十篇雜文，寫作時間橫跨二十年的小輯子。
心裡石頭都搬開了？
誠實地搖搖頭。我刻意以清淡、幽默的筆觸，以及盡可能不挑動階級、城鄉、甚至族群敏感神經的策略說出這些故事，以回應眾好友出書期待(與自己說故事願望)。
避重就輕。因為無法平衡醫學專業與私人情感，以至於我回答不了：為何監獄與精神病房間彷彿有扇旋轉門，犯人/病人轉來轉去？為何擁有無敵海景美麗漁村一片破敗蕭索，屋腳還擺滿空酒瓶？為何僻靜山村農舍旁，會有間外觀如倉庫的小屋鎖著一個赤身裸體的年輕男子，據說語言能力因如獸般囚禁十數載而喪失…..
面對這些苦難，即使心生同情，是否如蘇珊‧桑塔格在〈旁觀他人之痛苦〉所質疑，依舊消費了他人的痛苦？ 為了避免揭露太多內心糾葛，我不怎麼高明地偽裝成歷史學家，以「內行局外人」(inside outsider)的觀點，說這些見過的人與事。
〈浪人醫生日記〉新書發表會後，好友兼老闆知遠又同我聊起，玉里榮民醫院內一群長年住院的金門病友返鄉故事。
「金門人怎麼會流落到玉里？」
「(病人)多半是戒嚴時期輾轉送來。那時金門沒有阿瑾，我也還沒到玉里」，知遠同金門第一位精神科醫師吳阿瑾年齡相仿，入行於〈精神衛生法〉頒布(1991)前後。
當下，我心底同時浮現十幾年前，台灣，不，當時還稱作「『中華』精神醫學會」會員大會上一段插曲…
我不但聽說過他，還親眼目睹上世紀末，他在會議尾聲的臨時動議起身疾呼：「重視離島精神醫療」。
聲音如此微弱，行徑近乎「突兀」，無視當年激辯是否更名/正名為「台灣精神醫學會」的政治氛圍。初入「太廟」的我不禁偷偷打聽：「這個人是誰？」
「吳阿瑾」，回答的學長補了一句：「金門唯一的精神科醫師」。
「聽說金門的精神醫療，是吳醫師一步一腳印發展起來」，我拉回現實。
「話是不錯，有日間病房和急性病房做後盾，金門確實漸漸『做』起來。不過，總有(病)人回不去了！」知遠提醒。
不同於換過心、肝、腎，或是兩天洗一次腎(血液透析)等病友團體大陣仗出遊，以宣示生活主控權(mastering of life)仍操之在我；這一群「少小離家老大回」的精神病友跨海找回的，應是橫被疾病撕裂的生命軌跡與親情。知遠說，回過家的病友身上，都能感受到「終於完成」的放下。
「這樣的故事應該被人說出來」，我提出請求。
去年(2011)整年，為了再現病友們離鄉、返鄉始末，我在金門、玉里兩地來來回回。
心繫金門故事的我依舊定期前往蘭嶼、綠島。除了天威難測，我越來越能優遊於離島工作，體會兩地不同風情(與不便)。
「為何捨近求遠，不把蘭嶼綠島的故事寫出來？」某日，飛往蘭嶼的飛機因機械因素半途折回，我在台東機場認命地等候，吳阿瑾醫師當年疾呼「重視離島精神醫療」的身影竟不期然浮現。
該從甚麼樣的角度、採取何種策略去述說這群相對於台灣本島、漢人、以及正常人而言，被「三重邊緣化」的人們周遭發生的故事？我想起蔡友月博士，她為了回答近年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源由，以及他們如何詮釋與對待被精神醫學診斷為「不正常的人」，曾進行過紮根式民族誌研究[2]。她以為，達悟族部落「精神健康問題的核心，不在於是否需要抗拒現代精神醫學，而在於如何從蘭嶼當地的社會、文化以及歷史脈絡來恰當定位現代精神醫學的角色與作用，並進行適當的修正」。
或因友月與我都曾受教於Byron Good教授---一位長年於不同地區致力精神疾病研究的人類學家，也都相信並期待現代精神醫學與社會科學應該彼此對話，進而共同合作，對受苦者發揮有益的作用。我決心克服過去怕破壞隱私，怕島嶼邊緣的失落、焦慮、憂鬱與妄想等痛苦，被輕率歸因於個人、家庭、甚或某些社群的道德(moral)脆弱等顧慮，從一個離島精神醫療提供者(provider)的觀點，見證「健康不平等」[3](health inequality )這塊惡地結出的苦果，以及現代醫學走出巍然的機構，進入使用者(user)生活現場的左支右絀。
於是，我又花了一年的時間，一邊整理金門故事，一邊搜索記憶，重組蘭嶼、綠島、與台東部分病友的故事，同長住玉里的金門病友們，一起組成〈我的離島病友們〉眾生相。
付梓前夕，我戒慎恐懼，期盼自己，還有讀者因閱讀這本「再現」他人受苦而起的同情共感，不會如桑塔格所言，只是「一份不穩定的感情」，將因不形諸行動而凋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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